我們在臺灣開工時的作法，有幾個特點。第一，我們的訓練是綜合性的。最好的一次是在一九五三年，有真理、生命、召會、和福音的訓練。召會的訓練中，包括了服事。凡參加過訓練的人都知道，那次是綜合性的；因此，對召會的帶領也是綜合性的。我們不偏重那一點，可以說，真理、生命、召會、福音並重。不言而喻，訓練很有果效，人數也就大大繁增。人數增加後，我們就開始分會所聚會。之後，人數又增加了不少，於是我們就在會所之下，有了分家。
在那之前，我們中間從來沒有用過『排』這個字。我們都知道，『分家』是倪弟兄開始用的，他是根據行傳二章，那裡說到挨家挨戶的聚會。（徒二４６。）雖然是倪弟兄開始用這個辭，但在實行上，倪弟兄沒有用得太多，因為他沒有機會。等到他要開始實行時，上海召會起了風波，之後就停止聚會。在上海召會停止聚會那一年，也就是一九四二年年底，煙臺召會有一次大復興。可以說，煙臺召會把『分家』完全實行出來了。然而，我們在煙臺時，還沒有實行分排。當時人數雖然增加，但還沒有增加到需要分排的情形。
等我們到了臺灣，不僅有分會所，也就是倪弟兄所說的分家；在會所之下，又有分家。因著人數一直加多，並且不斷的湧進來，我們在考慮如何顧到這些加進來的人時，主讓我們想到祂在曠野分餅，乃是將人分成一排一排的。（可六３９～４０。）根據這個原則，我們開始有了分排。這樣，我們就有全召會，有分會所，有分家，有分排。在那七年之內，人數增加，從五百人很快加到五萬，有一百倍的繁增。有一次我們為新得救的人受浸，是從週六晚上開始，因為沒有浸完，主日早晨繼續受浸，並且是在三個會所同時進行，加起來總共是七百多人。
這個分會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，若是一直作到今天，不知道要加進來多少人。五百人在七年之內，擴增到五萬，是百倍之多的繁增。一九五七年距今有四個七年，在這四個七年內，我們原是要繼續沿用那個作法，然而史弟兄來，把那個作法沖淡了，使我們轉移了焦點，不再那麼注重。若是我們當時沒有改變方針，過一個七年，加增五萬人；後面有四個七年，至少可以得著二十萬人，再加上原有的五萬，就是二十五萬人。這是最保守的說法。五百人經過七年，成了五萬人，以這個五萬作基數，再過七年，再加一倍，我們絕對相信這是可能的。
在中國大陸，我們已經有過確定的經歷，知道在召會的建造上，那些經歷合用，那些不合用。因此，主帶我們到臺灣之後，合用的我們繼續用，不合用的我們就去掉。此外，我們還加上了新的實行—分排。我們目前的這個訓練，是綜合性的，的確有其果效。一九五二年之前，只有我一個弟兄和另一位姊妹全時間。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就加進了約一百位全時間弟兄姊妹。經過一九五三年綜合性的訓練，這一百多位逐漸因著實際的需要，從分會所加到分家，從分家加到分排去盡功用。這樣幾年下來，人數就到了五萬。
我們因著要得屬靈的幫助，請了史百克弟兄來；這位屬靈大漢一來，就把我們的作法沖淡了。這一沖淡，從一九五八年之後，我們再也沒有注意分家，也再沒有成立分家、分排；在那個風波中，這一切都被沖走了。那些有異議的人，一再的說我們是沒有異象的人，並且說，張郁嵐、張晤晨、鄭大強、曲郇民弟兄等人，都已經完了。這話是約在一九五九年講的。所以，從那事件之後，眾人都有形、無形的受了影響，都一窩蜂的去講異象，講屬靈。結果，主帶我們到臺灣來開始所作的一切，都被放在一邊；使得我們都回到了基督教的老路，只會叫弟兄姊妹來主日聚會，然後講一篇信息給他們聽，再沒有人去注意分家、分排的事。我們頭七年的帶領，可以說是完全煙消雲散了。
我們今天的人數，也就是從那時算起，將近二十八年後的人數，並不比當時的多；只有少，沒有多。我們這二十八年只作了維持的事，弟兄姊妹有的故去，有的冷淡了，有的退後了，有的出國了，有的毫無下落；我們所帶進來的新人，只彀補充少掉的人數。現在我們已經找出了其中的原因，就是我們丟了初到臺灣實行七年的新作法，又回去聚會講道、聽道，隨從基督教傳統的作法。
事實證明，分會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，對召會人數的繁增的確是有利的；這個不容否認。然而，將近三十年來，我們卻把這個作法丟了，以致人數沒有加增；這是我們莫大的虧損。另一面，那幾年在屬靈上、在生命上，我們實在不見有甚麼成功。談到真理，我們在真理上沒有目標；論到屬靈、在生命上的長大，一點也沒有作得理想。不僅臺灣，甚至南洋各地和香港召會，在我們中間大多數的弟兄姊妹，對真理都不是太清楚。因此，總括來看，我們在福音上是平平淡淡，在召會生活上沒有甚麼特長，在真理上沒有目標，在屬靈上並不成功；然而，卻把我們的特長，我們看家本領的分會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丟了，把人數丟了，真可說是得不償失。
(來源: 主恢復的前景與生機事奉的建立 第一篇 根據歷史研討今後工作方向（一）, 1984/10/26講於臺北)
